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貿易全球化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貿易增長持續低迷；以大規模跨國投資驅動、高增長中間品貿易為特征的全球價值鏈步入深度調整期，這背后到底是周期性因素，還是結構性問題？其所產生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到底如何評估是一個重大而現實的議題。
一直以來作為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國際貿易年均增速為世界經濟增速的1.5倍甚至2倍。而現在這一“引擎”卻開始停滯甚至面臨“熄火”風險。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布的全球貿易增長報告，1990-2007年全球國際貿易增長6.9%，2008-2015年平均增長約3.1%，過去一年，全球貿易增長降為1.2%，不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水平的一半，貿易對GDP的創造效應不僅大大下降，而且其下降幅度還遠高于GDP的下降幅度，這是一個尤其值得高度關注和反思的問題。
事實上，如此低迷的全球貿易增速在過去50年里僅遇到五次，分別是1975年、1982年、1983年、2001年和2009年，然而這一次卻是連續四年低于3%的水平，這當然與全球需求以及價格等周期性因素有關，但是似乎周期性因素仍難以充分解釋這一現象。原有的以“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為核心鏈條的全球貿易大循環變得愈發不可持續。美歐等發達國家高負債導致的杠桿收縮，以及工業部門的“重返制造業”導致消費驅動的國家增長結構出現重大變化。數據顯示，2014年，美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已經從2009年的高點大幅下降到2003年時的水平。
而作為全球最大生產國的中國，其貿易結構的增長變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上世紀90年代，以嵌入式分工模式為特征的加工貿易在中國的迅猛發展，中間品貿易占對外貿易的比重也隨之大幅上升。加入WTO的十多年來，中間品貨物貿易量年均增速明顯高于消費品和資本品。
加工貿易催生了亞洲區域的“三角貿易”，這使得中國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發展成為規模與深度兼具的“全球制造基地”，在制造業的大多數部門和生產環節都具有較強的生產能力。特別是在電子、汽車、機械等以產品內分工為主的部門，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際產業轉移。UN Comtrade統計數據顯示，自2005開始，中間產品貿易在貿易總量中占據重要地位。中國主要從韓國、東盟、歐盟、日本進口大量的零部件產品，然后將最終品主要出口到美國、歐盟和中國香港，中國零部件進口相對更為集中，中國正在成為全球中間品貿易的中心。
然而，近些年來，要素成本上升、后發優勢紅利減少，以及外部體貿易競爭追趕與擠壓態勢的增強導致中國自身嵌入式分工的出口結構也在發生重大轉變。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加工貿易占出口比重由2007年的50.7%降至2014年的37.8%；同期間，加工貿易占進口則由38.5%降至26.8%，顯示中國貿易結構已經開始趨向轉型升級。
中國出口貿易減少了對中間零部件的需求，正在引領出口結構從一般消費品向資本品升級。2015年以來，中國外貿出口當中機電產品已經占出口貿易的一半，大型單機和成套設備出口成為亮點。除了高鐵和核電外，中國制造在其他領域的出口也表現出了較強的競爭優勢，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出口增長保持了較高水平，中國貿易結構的轉型升級對全球貿易增長的創造效應開始趨緩。因此，就長期而言，由于全球經濟再平衡所導致的貿易增長減速對提升國家競爭力和價值鏈水平的正面效應遠遠大于負面效應。
中間產品貿易對世界各經濟體的重要性顯著增加，占整個服務貿易的70%，占整個貨物貿易的三分之二。然而，目前的國際貿易規則仍以最終產品為對象，對以中間品貿易為特征的價值鏈貿易形成了較大的不兼容性。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統計，全球已形成400多個RTA（區域自貿協定），這種類似“意大利面碗”的RTA不僅增加了商品貿易跨國流通的復雜性，其逆全球化的“競爭性區域集團”的形成，也導致大量的貿易轉移，割裂了全球價值鏈的分工與合作。例如，被稱為“21世紀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的TPP明確強調“原產地規則”。原產地規則明確指出，制訂的目的是“促進區域供應鏈、確保締約方而不是非締約方成為協定的生產者”，即在某一締約方生產。這些規定促進了成員間的生產和供應鏈整合，卻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與非成員國之間的經貿聯系，抵消了由于區域貿易協定帶來的“額外收益”。
與此同時，較高的貿易摩擦成本和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對全球價值鏈貿易是極大的損害。在全球價值鏈下，中間產品貿易壁壘會產生累積和放大效應，顯著提高貿易保護成本。中間產品要進行多次跨境交易，即使這些關稅和非關稅措施水平很低，保護程度也會被多次累積，進而嚴重影響最終產品成本與價格。因此，必須進一步降低平均關稅水平，削減關稅峰值和最高關稅，鼓勵部門貿易自由化（零關稅），抑制關稅升級，取消進出口中的配額和其他數量限制。當然，為降低各國貿易保護措施影響，下一步還應試圖建立監測貿易保護措施的指標，對全球貿易保護程度進行量化和預警，加快推進全球價值鏈伙伴關系與保障計劃的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