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鼓勵了日本人在全世界的資本輸出熱潮。據統計，從1986年到1991年，日本海外投資總額高達4000億美元，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與此同時，日元升值導致日本出口受挫，大量過剩資本流向非生產領域和海外市場。統計顯示，從1985年到1990年間，日本企業累計完成21起500億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購案，其中有18起是針對美國公司的。美國社會為此反響十分激烈。對于日本人的收購狂潮，一些美國報刊稱其“經濟珍珠港”，有的則哀嘆美國“引人注目的資產全都被日本購買去了”。然而，“泡沫經濟”破滅使美國成為最后贏家。日本經濟也隨之進入長達10年的衰退期，日本人稱其為“失去的10年”，而日本也不再是經濟上對美國威脅最大的國家。對此，日本各界不斷進行反思。
(一)日本國內政治、經濟條件使日本喪失談判的主導權
1。政治上缺乏獨立性
從歷史上看，日本有與強國結盟的習慣。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標志著日美同盟正式形成。日本作為二戰的戰敗國，與美國結盟符合國家的軍事和政治需求。由于一直未擺脫對美在政治和軍事上的依附關系，日本在貨幣談判過程中缺乏獨立性。雖然，日本方面認為是美國的高利率導致了美元升值，美國要求日元升值并不合理，而美元對所有貨幣的貶值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但還是在美國的壓力下，開始開放金融市場，推動日元國際化。
2。經濟上過度依賴美國
日元升值給日本經濟帶來災難性后果，日本國內也對美國為什么能夠這樣反復地操弄日本經濟進行了反思。有日本學者認為，日美經濟關系是相互依存的，但二者的不對稱性不能忽視。從宏觀上看，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比美國經濟對日本的依存度要高，因此美國可以用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對日本頻頻施壓。1985年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達到5.15%，而在美國的GDP中，最終滿足日本需求的部分即“對日依存度”僅為0.61%，前者是后者的8.4倍。即使在廣場協議以后，1990年日元大幅升值，兩國經濟相互對對方的依存度方面，日本仍是美國的3.5倍，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仍高達3.18%。盡管美元貶值后美國對日本的出口有所增加，但是美國經濟對日本的依存度仍停留在0.9%。
從微觀角度看，日本主要產業(企業)高度依賴美國市場。以1990年為例，汽車行業對美依存度為19.1%，電器、電子行業是14.9%，電子通訊行業是12.9%，其他儀器行業是12.3%，其他機電產品行業為10.0%。日本經濟對美經濟的這種非對稱性依存，使日本喪失了談判中的部分主導權。
(二)美國對日本實力增強的戒備之心
盡管日美共同利益依舊存在，但是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快速增強，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美國對日本的芥蒂自然而生。正如英國《經濟學家》(1996年2月3日)所言，美國人深信日本人有試圖稱霸世界的秘密策略，對日本巨大的貿易順差抱有特殊的警惕性。在上世紀80年代，日美之間貿易摩擦朝著激化的方向發展，美國人對日本的信賴度、好感度不斷下降。民主政體借助于媒體向日方施壓成為了政治家的不二選擇。
美國政府習慣性地給國民一種在首腦會談中采取“強硬”立場的感覺，借助媒體對日本進行精神戰和宣傳戰。美國記者曾說，“雖然美國政府還是一如既往地渙散不堪，但是他們在對日本的情報戰上卻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團結。”美國政府通過媒體發表傾向性的言論(把日本拒之門外)，誘導日元升值，散布對日本經濟制裁的“各種可能性”，煽動日本的不安全感，企圖在經濟談判中獲得更大的主動權。
(三)“廣場協議”后的經濟政策失誤
1。擴張性財政政策催生經濟泡沫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已經不再高速增長，而是以穩定的增長率緩慢增長。到了80年代初，日本國內需求趨于穩定，企業擴大規模的動力不足，自有資本不斷積累。到1985年，日本企業自有資本已經比生產設備投資多出1.2兆日元，日本國內出現社會資金過剩的情況，經濟增長也暫時失去了方向。而此時，如果徹底放松管制，實施結構改革，促進民間的商業活動，則金融的擴張可以給企業帶來新的利潤增長。但日本在應對減少貿易順差的過程中，限制國外資金的流入，拒絕開放國內市場，反而實行貨幣政策改革，推動金融自由化，并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制造國內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層次的結構改革，因此只是通過股市、樓市制造了虛假繁榮。
2。擴張性貨幣政策催長經濟泡沫
日本政府為了避免所持有的大量美國資產貶值，同時為了防止匯率過度升值和給國內企業造成過度緊縮，即使在經濟已明顯復蘇后，政府依然把利率維持在很低的水平，在實體經濟貨幣需求不足的情況下，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只能為社會增加更多的投機資金，促使經濟泡沫進一步擴大。
3。金融機構監管滯后催長經濟泡沫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缺乏必要的微觀主體改革和宏觀的監管措施配合，而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在日美貨幣談判過程中，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放開外匯交易管制，逐步推動大額存單利率的自由化，放松了國內的利率管制，導致了不受限制的銀行存款的比例大幅提高，從1985年底的15%增加到1990年底的65.6%。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間接融資加速轉變為直接融資，融資成本上升，資產運用收益下降，但資產擴張導致總利潤增加；另一方面，財政重建減少國債規模，使銀行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投資對象，進一步壓縮了金融機構的收益空間，加劇了金融機構間的放貸競爭，從而使得金融機構轉向風險收益更高的領域。1986年開始，金融機構壓縮對企業的貸款，并開始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不動產領域。監管缺失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快速發展，這些金融機構的資金爭相涌入投機性比較大的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加速了泡沫的擴大。同時，由于金融自由化政策，日本企業得到了投資金融行業的機會，于是許多企業開始從實業轉向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資。而當時歐洲日元債券市場管制的放松，使得金融機構和企業擴大了融資渠道，把以低成本在歐洲融入的資金投資到國內，進一步增加了不動產和股票市場的投機性。
可見，當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時，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容易引發經濟泡沫。金融自由化后的監管缺位又致使日本經濟泡沫被迅速放大，宏觀經濟運行風險積累、爆發在所難免。
小結
目前，中國正面臨與當年日美貨幣談判時期相似的情況。中國保有大量的對美貿易順差，美國國內經濟陷入嚴重衰退，美國不斷向中國施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但也應看到，中國與日本具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首先，與日本相比，我國在政治和軍事上擁有絕對的獨立自主權，具有保持政策獨立性的基礎。
其次，我國國內市場規模迅速擴大，進一步增強了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第三，我國大量出口的背后是眾多的外資企業，包括美資企業，可從中美貿易逆差中獲利。而日本對美國出口的產品中，多數由日本國內企業生產，美國企業并沒有從中獲利。通過國際分工和直接投資，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很強的產業互補性。過分強調人民幣升值，將大大損害在華美資企業的利益。
可見，盡管美國不斷向我國施加人民幣升值壓力，但我們有條件有能力避免陷入被迫升值的境地。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幣升值的內在需求將不斷提高。人民幣升值完全符合市場發展的方向。人民幣在升值問題上應避免如同日元那樣，因短時期內大幅度調整帶來失控局面。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我國應爭取在華外資企業的理解和支持，為人民幣漸進升值創造良好的氛圍。
(一)日本國內政治、經濟條件使日本喪失談判的主導權
1。政治上缺乏獨立性
從歷史上看，日本有與強國結盟的習慣。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標志著日美同盟正式形成。日本作為二戰的戰敗國，與美國結盟符合國家的軍事和政治需求。由于一直未擺脫對美在政治和軍事上的依附關系，日本在貨幣談判過程中缺乏獨立性。雖然，日本方面認為是美國的高利率導致了美元升值，美國要求日元升值并不合理，而美元對所有貨幣的貶值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但還是在美國的壓力下，開始開放金融市場，推動日元國際化。
2。經濟上過度依賴美國
日元升值給日本經濟帶來災難性后果，日本國內也對美國為什么能夠這樣反復地操弄日本經濟進行了反思。有日本學者認為，日美經濟關系是相互依存的，但二者的不對稱性不能忽視。從宏觀上看，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比美國經濟對日本的依存度要高，因此美國可以用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的呼聲對日本頻頻施壓。1985年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達到5.15%，而在美國的GDP中，最終滿足日本需求的部分即“對日依存度”僅為0.61%，前者是后者的8.4倍。即使在廣場協議以后，1990年日元大幅升值，兩國經濟相互對對方的依存度方面，日本仍是美國的3.5倍，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存度仍高達3.18%。盡管美元貶值后美國對日本的出口有所增加，但是美國經濟對日本的依存度仍停留在0.9%。
從微觀角度看，日本主要產業(企業)高度依賴美國市場。以1990年為例，汽車行業對美依存度為19.1%，電器、電子行業是14.9%，電子通訊行業是12.9%，其他儀器行業是12.3%，其他機電產品行業為10.0%。日本經濟對美經濟的這種非對稱性依存，使日本喪失了談判中的部分主導權。
(二)美國對日本實力增強的戒備之心
盡管日美共同利益依舊存在，但是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快速增強，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美國對日本的芥蒂自然而生。正如英國《經濟學家》(1996年2月3日)所言，美國人深信日本人有試圖稱霸世界的秘密策略，對日本巨大的貿易順差抱有特殊的警惕性。在上世紀80年代，日美之間貿易摩擦朝著激化的方向發展，美國人對日本的信賴度、好感度不斷下降。民主政體借助于媒體向日方施壓成為了政治家的不二選擇。
美國政府習慣性地給國民一種在首腦會談中采取“強硬”立場的感覺，借助媒體對日本進行精神戰和宣傳戰。美國記者曾說，“雖然美國政府還是一如既往地渙散不堪，但是他們在對日本的情報戰上卻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團結。”美國政府通過媒體發表傾向性的言論(把日本拒之門外)，誘導日元升值，散布對日本經濟制裁的“各種可能性”，煽動日本的不安全感，企圖在經濟談判中獲得更大的主動權。
(三)“廣場協議”后的經濟政策失誤
1。擴張性財政政策催生經濟泡沫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已經不再高速增長，而是以穩定的增長率緩慢增長。到了80年代初，日本國內需求趨于穩定，企業擴大規模的動力不足，自有資本不斷積累。到1985年，日本企業自有資本已經比生產設備投資多出1.2兆日元，日本國內出現社會資金過剩的情況，經濟增長也暫時失去了方向。而此時，如果徹底放松管制，實施結構改革，促進民間的商業活動，則金融的擴張可以給企業帶來新的利潤增長。但日本在應對減少貿易順差的過程中，限制國外資金的流入，拒絕開放國內市場，反而實行貨幣政策改革，推動金融自由化，并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制造國內需求。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層次的結構改革，因此只是通過股市、樓市制造了虛假繁榮。
2。擴張性貨幣政策催長經濟泡沫
日本政府為了避免所持有的大量美國資產貶值，同時為了防止匯率過度升值和給國內企業造成過度緊縮，即使在經濟已明顯復蘇后，政府依然把利率維持在很低的水平，在實體經濟貨幣需求不足的情況下，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只能為社會增加更多的投機資金，促使經濟泡沫進一步擴大。
3。金融機構監管滯后催長經濟泡沫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缺乏必要的微觀主體改革和宏觀的監管措施配合，而主要停留在放松管制上。在日美貨幣談判過程中，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放開外匯交易管制，逐步推動大額存單利率的自由化，放松了國內的利率管制，導致了不受限制的銀行存款的比例大幅提高，從1985年底的15%增加到1990年底的65.6%。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間接融資加速轉變為直接融資，融資成本上升，資產運用收益下降，但資產擴張導致總利潤增加；另一方面，財政重建減少國債規模，使銀行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投資對象，進一步壓縮了金融機構的收益空間，加劇了金融機構間的放貸競爭，從而使得金融機構轉向風險收益更高的領域。1986年開始，金融機構壓縮對企業的貸款，并開始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不動產領域。監管缺失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快速發展，這些金融機構的資金爭相涌入投機性比較大的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加速了泡沫的擴大。同時，由于金融自由化政策，日本企業得到了投資金融行業的機會，于是許多企業開始從實業轉向信托基金等金融性投資。而當時歐洲日元債券市場管制的放松，使得金融機構和企業擴大了融資渠道，把以低成本在歐洲融入的資金投資到國內，進一步增加了不動產和股票市場的投機性。
可見，當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時，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容易引發經濟泡沫。金融自由化后的監管缺位又致使日本經濟泡沫被迅速放大，宏觀經濟運行風險積累、爆發在所難免。
小結
目前，中國正面臨與當年日美貨幣談判時期相似的情況。中國保有大量的對美貿易順差，美國國內經濟陷入嚴重衰退，美國不斷向中國施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但也應看到，中國與日本具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首先，與日本相比，我國在政治和軍事上擁有絕對的獨立自主權，具有保持政策獨立性的基礎。
其次，我國國內市場規模迅速擴大，進一步增強了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第三，我國大量出口的背后是眾多的外資企業，包括美資企業，可從中美貿易逆差中獲利。而日本對美國出口的產品中，多數由日本國內企業生產，美國企業并沒有從中獲利。通過國際分工和直接投資，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很強的產業互補性。過分強調人民幣升值，將大大損害在華美資企業的利益。
可見，盡管美國不斷向我國施加人民幣升值壓力，但我們有條件有能力避免陷入被迫升值的境地。但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人民幣升值的內在需求將不斷提高。人民幣升值完全符合市場發展的方向。人民幣在升值問題上應避免如同日元那樣，因短時期內大幅度調整帶來失控局面。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我國應爭取在華外資企業的理解和支持，為人民幣漸進升值創造良好的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