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實質卻是“極度寬松”。由此誘發十二五開局的諸多難題。管住貨幣，控制通貨膨脹，是2011年貨幣政策基本取向。央行將其定義為“穩健”貨幣政策。但定性“修辭”變化，常常掩蓋定量的確切含義。不管如何，過去寬松時代已經不再了。
我們將其定義為“貨幣新政”。
但，政策慣性將衍生許多新的難題。小企業本未受寬松政策恩澤，今又先遭貨幣緊縮之苦，何其難？如何不被誤傷？由于受制美元本位，國內貨幣政策多受外部掣肘，兩年前，人民幣開啟國際化征程。如何完善細節，正待討論。而如今，改換貨幣新思維，新目標和新工具又如何合理運用呢？
兩會伊始，人大代表各有建言，多有智慧火花。
國內生產總值(GDP)8%，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控制在(CPI) 4%左右，廣義貨幣增長目標定為16%，那么當前的貨幣政策到底是“穩健”還是“緊縮”？
3月7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原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在北京梅地亞中心召開新聞發布會，詳解2011年貨幣政策的諸多難題。
在吳曉靈看來，若從宏觀經濟需求出發，16%的M2目標是穩健的；且盡管央行目前并未設立具體的信貸增長目標，但在穩健政策之下，信貸從緊可預期。“今年我們的信貸底限是不要超過7.5萬億，相對應的GDP增長目標為8%，應該問題不大。”
對于2011年何為最優貨幣政策組合拳，吳曉靈表示，未來存款準備金率仍然存在上調空間，在目前背景下，“多用存款準備金工具是可以的。但不意味著不用利率工具。”
吳曉靈認為，央行近來推出“社會融資規模”是作為監測目標，而非調控目標。因此，M2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不會被社會融資規模取代的。
存款準備金仍有上調空間
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給定的全年物價控制目標為4%，相較于前幾年3%的容忍度有所提高，提高的背后則是愈演愈烈的通脹局面。
2011年1月，CPI已高達4.9%，面對持續十幾個月的負利率狀況，吳曉靈表示，“用利率工具抑制通脹是國際通行做法，在抑制通脹過程中，要克服負利率狀況，尤其是貸款負利率。”
在吳曉靈看來，資金是重要要素，如果資金的價格長期是負利率，就會降低配置的效率，而資金價格的體現最主要還是貸款利率，故而要解決負利率問題，首先要解決貸款利率的問題。
2010年10月以來，經過幾次利率調整，目前貸款基準利率為6.06%，而1月份PPI增幅已高達9.68%(去年12月份為9.6%)，基準利率和物價指數相比是負利率。
目前的貸款利率政策是“控制下限，不是上限”，因此，在吳曉靈看來，即便央行不調整基準利率，但如果可以很好的管理銀行間流動性，在銀行資金不足的情況下，貸款利率就會上升，使商業銀行目前的議價能力得以提高。對于社會普遍關心的存款負利率狀況，吳曉靈此前曾提出過，在通脹嚴重情況下，應該推出定額保值儲蓄。
不過，她坦言上述意見可能會產生爭議，全面的保值儲蓄確實不太可能。“國有銀行經過股份制改造后，讓股東來承擔利息補貼是不可能的。但是對于低收入人群、小額存款所有者，如果國家能給一點補償，則是可行的。”
對于到底是多采用存款準備金率還是利率工具的爭議，吳曉靈堅持此前的判斷，即當前主要經濟體的全球化已使得央行在貨幣主動性上受到制約。因此，如果用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同樣可以逼高市場利率，達到加息的作用。
“所以當前多用存款準備金工具是可以的，但不意味著不用利率工具。”吳曉靈強調。
不過，經過多次密集上調之后，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高達19.5%，對此，吳曉靈表示，目前仍有進一步上調空間，“吸收100元(存款)，還有80元，還未到極限。”
而針對匯率和通脹的關系，吳曉靈援引央行副行長易綱觀點，表示治理中國通脹問題需要中藥療法，“要有10味藥，不是一服藥能解決的，增加匯率彈性是選項之一，最好不是單邊走勢而是雙向擺動，這才有利于市場產生理性預期。”
不應低估利率市場化程度
在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下，央行能否在今年16%的廣義貨幣供應量目標下抵擋住壓力？吳曉靈表示，如果中央銀行可以比較好地控制銀行間流動性和貸款能力，且能夠對已經鋪開的建設做到有保有壓，那么中央銀行要實現M2目標就不難。
但是，她也承認，這兩個方面實現起來不容易，特別是，現在已經鋪開的基礎建設規模相當大，完成后續的規模也相當大。70%都是中長期貸款，銀行貸款遇到兩難，繼續貸，那么通脹壓力大；如果不貸款，那么有些項目就停擺。
控制M2的難點，一點在中央銀行是否有效控制市場流動性，第二是社會上能否對現有基建規模真正做到有保有壓。
對于“兩會”期間熱議的利率市場化，吳曉靈認為，外界對于當前利率市場化的程度有所低估，利率沒有市場化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存貸款利差，目前采用的是“貸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政策；第二，對農信社有最高貸款利率2.3倍的限制；第三，企業發行債券時，有定期存款40%的限制。
對于上述第三點，金融市場已經通過其他工具規避了這一限制；第二點則尚未形成共識，而對于存貸款利差不能放開，最主要在于中央銀行擔心銀行還沒有經歷經濟周期的考驗，治理結構不完善。“一旦放開利差，央行擔心會出現不正當競爭，會削弱銀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風險能力。”
但是，利差是否阻擋利率市場化機制的主要因素？吳曉靈認為，貸款利率對社會資源配置是最重要的，當貸款利率放開后，即使銀行有下限控制，也難以阻擋銀行按照市場風險、資金供需進行定價。
國外部分中央銀行調整的是政策目標利率，比如美聯儲通過買進政府債券，或吐出政府債券來影響利率水平；而中國央行則主要通過買賣央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因而影響銀行間的頭寸。
“此舉對銀行市場間利率、客戶利率都會產生影響，因而，當前中國利率市場化有障礙，但利率市場化程度被誤解偏低，在當前利率市場結構下，我們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吳曉靈補充道。
針對人民幣國際化議題，吳曉靈對于香港推行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和債券持積極態度，“人民幣對于香港，就是一個類似美元、港幣的一種貨幣，放開人民幣作為一種與美元同級的貨幣，這就打開了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口子。”
我們將其定義為“貨幣新政”。
但，政策慣性將衍生許多新的難題。小企業本未受寬松政策恩澤，今又先遭貨幣緊縮之苦，何其難？如何不被誤傷？由于受制美元本位，國內貨幣政策多受外部掣肘，兩年前，人民幣開啟國際化征程。如何完善細節，正待討論。而如今，改換貨幣新思維，新目標和新工具又如何合理運用呢？
兩會伊始，人大代表各有建言，多有智慧火花。
國內生產總值(GDP)8%，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控制在(CPI) 4%左右，廣義貨幣增長目標定為16%，那么當前的貨幣政策到底是“穩健”還是“緊縮”？
3月7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原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在北京梅地亞中心召開新聞發布會，詳解2011年貨幣政策的諸多難題。
在吳曉靈看來，若從宏觀經濟需求出發，16%的M2目標是穩健的；且盡管央行目前并未設立具體的信貸增長目標，但在穩健政策之下，信貸從緊可預期。“今年我們的信貸底限是不要超過7.5萬億，相對應的GDP增長目標為8%，應該問題不大。”
對于2011年何為最優貨幣政策組合拳，吳曉靈表示，未來存款準備金率仍然存在上調空間，在目前背景下，“多用存款準備金工具是可以的。但不意味著不用利率工具。”
吳曉靈認為，央行近來推出“社會融資規模”是作為監測目標，而非調控目標。因此，M2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不會被社會融資規模取代的。
存款準備金仍有上調空間
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給定的全年物價控制目標為4%，相較于前幾年3%的容忍度有所提高，提高的背后則是愈演愈烈的通脹局面。
2011年1月，CPI已高達4.9%，面對持續十幾個月的負利率狀況，吳曉靈表示，“用利率工具抑制通脹是國際通行做法，在抑制通脹過程中，要克服負利率狀況，尤其是貸款負利率。”
在吳曉靈看來，資金是重要要素，如果資金的價格長期是負利率，就會降低配置的效率，而資金價格的體現最主要還是貸款利率，故而要解決負利率問題，首先要解決貸款利率的問題。
2010年10月以來，經過幾次利率調整，目前貸款基準利率為6.06%，而1月份PPI增幅已高達9.68%(去年12月份為9.6%)，基準利率和物價指數相比是負利率。
目前的貸款利率政策是“控制下限，不是上限”，因此，在吳曉靈看來，即便央行不調整基準利率，但如果可以很好的管理銀行間流動性，在銀行資金不足的情況下，貸款利率就會上升，使商業銀行目前的議價能力得以提高。對于社會普遍關心的存款負利率狀況，吳曉靈此前曾提出過，在通脹嚴重情況下，應該推出定額保值儲蓄。
不過，她坦言上述意見可能會產生爭議，全面的保值儲蓄確實不太可能。“國有銀行經過股份制改造后，讓股東來承擔利息補貼是不可能的。但是對于低收入人群、小額存款所有者，如果國家能給一點補償，則是可行的。”
對于到底是多采用存款準備金率還是利率工具的爭議，吳曉靈堅持此前的判斷，即當前主要經濟體的全球化已使得央行在貨幣主動性上受到制約。因此，如果用存款準備金率回收流動性，同樣可以逼高市場利率，達到加息的作用。
“所以當前多用存款準備金工具是可以的，但不意味著不用利率工具。”吳曉靈強調。
不過，經過多次密集上調之后，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高達19.5%，對此，吳曉靈表示，目前仍有進一步上調空間，“吸收100元(存款)，還有80元，還未到極限。”
而針對匯率和通脹的關系，吳曉靈援引央行副行長易綱觀點，表示治理中國通脹問題需要中藥療法，“要有10味藥，不是一服藥能解決的，增加匯率彈性是選項之一，最好不是單邊走勢而是雙向擺動，這才有利于市場產生理性預期。”
不應低估利率市場化程度
在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下，央行能否在今年16%的廣義貨幣供應量目標下抵擋住壓力？吳曉靈表示，如果中央銀行可以比較好地控制銀行間流動性和貸款能力，且能夠對已經鋪開的建設做到有保有壓，那么中央銀行要實現M2目標就不難。
但是，她也承認，這兩個方面實現起來不容易，特別是，現在已經鋪開的基礎建設規模相當大，完成后續的規模也相當大。70%都是中長期貸款，銀行貸款遇到兩難，繼續貸，那么通脹壓力大；如果不貸款，那么有些項目就停擺。
控制M2的難點，一點在中央銀行是否有效控制市場流動性，第二是社會上能否對現有基建規模真正做到有保有壓。
對于“兩會”期間熱議的利率市場化，吳曉靈認為，外界對于當前利率市場化的程度有所低估，利率沒有市場化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存貸款利差，目前采用的是“貸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政策；第二，對農信社有最高貸款利率2.3倍的限制；第三，企業發行債券時，有定期存款40%的限制。
對于上述第三點，金融市場已經通過其他工具規避了這一限制；第二點則尚未形成共識，而對于存貸款利差不能放開，最主要在于中央銀行擔心銀行還沒有經歷經濟周期的考驗，治理結構不完善。“一旦放開利差，央行擔心會出現不正當競爭，會削弱銀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風險能力。”
但是，利差是否阻擋利率市場化機制的主要因素？吳曉靈認為，貸款利率對社會資源配置是最重要的，當貸款利率放開后，即使銀行有下限控制，也難以阻擋銀行按照市場風險、資金供需進行定價。
國外部分中央銀行調整的是政策目標利率，比如美聯儲通過買進政府債券，或吐出政府債券來影響利率水平；而中國央行則主要通過買賣央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因而影響銀行間的頭寸。
“此舉對銀行市場間利率、客戶利率都會產生影響，因而，當前中國利率市場化有障礙，但利率市場化程度被誤解偏低，在當前利率市場結構下，我們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吳曉靈補充道。
針對人民幣國際化議題，吳曉靈對于香港推行人民幣計價的股票和債券持積極態度，“人民幣對于香港，就是一個類似美元、港幣的一種貨幣，放開人民幣作為一種與美元同級的貨幣，這就打開了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