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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发布时间:2020-04-30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天朝帝国的美梦已然幻灭。同时,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传统教育的弊病逐渐显现。中国人的思想急剧变化,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方的教育思想理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兴办新式教育。从这时起,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中学生群体逐渐走上教育历史的舞台。

作为一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青年,我有幸见证并亲自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我是一名中学生,就读于广东省第一中学。这是广东声名卓著的中学之一,以历史悠久、办学成绩好著称。广东一中的前身是广雅书院, 创办于清光绪十四年,创办人为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校名取 “广者大也, 雅者正也”之意。辛亥革命后,广雅书院改名为广东省第一中学。

少年强则国强:民国中学生如何通过教育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民国的中学教育

我们民国时期能够读中学的学生,其所在的家庭应该有一定的积蓄,这样才能维持一个中学生的费用。以我们学校为例,每年每个学生包括膳宿费及其他费用, 约要花费 210 至 250元。而社会上一位低级职位的工作人员年薪也不过几十至上百元, 还不够一个中学生教育费用的一半。所以我的同学当中,出身农工家庭的比例极小,这也显示出在我们这个年代,新式教育的成本相对较高。

中国传统教育中以人文教育为主。对于接受中等教育的学子来说。 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都面临着职业的选择。当时教育界关于中学教育是以升学为主,还是以职业教育为要,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我们学校显然希望能够两者兼顾。我们的校长梁漱溟先生, 便积极实施“教学做”合一。在重视学生学业的同时,也重视我们的动手能力。我们的校歌中有一句“知行并进,生活共同,实验先河省一中”,唱的就是一中同时注重知识和动手能力的特色。

我们的教授戴曾荫先生,在我们入学之初就给我们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叫《选科问题,亦是将来的职业问题》。戴先生在报告里对我们说:

“农科为近代之急需者也;师范科将来从事粉笔生涯, 此诚开民智之术也; 政治科非有显者之亲, 虽一枝亦难借也;商科须有雄富之资, 经营商业, 熟察时机,始免为落伍者也;工科方今建设方兴,人才缺乏,求过于供,此固优良之职业也”。

戴先生在报告中要求我们不要把眼光只盯在人文学科上,而是要将职业规划拓展到农、师、工、商等其他新兴科目。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更好地让我们年轻人出力,建设国家。这也是我们新式学校的办学宗旨,与以“培养做官”为目的的旧式学堂相比,我们学校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

我们一中在学校管理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一项是学生日记的规定。梁漱溟校长亲自规定,一中的学生必须注重写日记, 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写日记。学校每天会分配三十分钟让学生写日记,并由科班主任查阅。学生日记成绩占国文科成绩的40% 。学生日记题材、类别不限,只要能反映学生生活即可, 学习心得、学校 活动、学校特色、学生对时事的关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对职业的选择等等,都可以写进日记,并由教授组织学生探讨,年终翻印汇集成册。这不但锻炼了我们的文笔,也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让大家主动去探索学习之外的社会,还对我们的综合能力培养大有裨益。

我们一中于1922年颁行新学制, 将清末的体操课程改为体育课, 成为新式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时的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体育法》规定:

高中或高中相当以上之学校,均须以体育为必修课, 与前经公布之军事教育方案同时切实奉行。如无该两项功课之成绩, 不得举行毕业。

在我校的课表上,体育作为必修课,占了1个学分。体育成绩与操行成绩和学科成绩为考查学生成绩的三个主要方面, 成绩不合格者会被休学 。我们年轻学生也普遍认为运动是现代学生所应注重的事,对学校将体育定为必修的功课,也是十分的支持。我们在课余之暇,有练习篮球的,有练习足球、排球的,在我们学生们看来, 体育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个人事务,对于自清末以来,外敌频频入侵的中国来说, 国家的强弱与国民体魄强健与否直接挂钩,因此重视体育也成为我们民国时期学生的普遍观念。

少年强则国强:民国中学生如何通过教育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民国中学的社团

我们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学校生活是多层次、多类型、多时空的综合体,课外活动是学生生活的重要构成。我们一中的学生不仅在课堂上孜孜不倦地奋发求学,还会在课余之际,根据兴趣所好,选择各种学术研究会,以此巩固学业。

以我们一中为例,学生自发成立了类别繁多的社团,但凡学生对于常识及学业上有一切疑问,社团莫不加以详确讨论,并利用课余时间,为科学之研究,同学获益者甚多。像我们一中,科学研究团种类较多,有理化研究会、生物学研究会、无线电学研究会等等,并能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之中。我们学校的科学研究社自一九二七年起就自制无线电机械,每周六、日播音和科学讲演,就是在我们广州郊区也可以清楚地收到。

我们一中的生物学会,一个学期便采集昆虫类三十余种,其中爬虫类、两栖类各数种,植物方面凡五百余种。除羊齿类较多外,有十余种罕见之植物尚未能确定学名,后来送请科学社研究所,采集的各物均制成标本,陈列生物标本室,可谓收获颇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搜集了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标本,也因此增广见闻,发现了很多尚未知名的植物种类。

我们一中也有很多文艺类社团,包括书 法研究会、国画研究会、西画研究会、摄影研究会、国乐研究会、西乐研究会、 话剧社、平剧社、国术研究会等等,会涵盖美术、音乐、武术等内容。

我校的国剧社开办得有声有色。喜爱戏剧的同学集资购买乐器,每星期六下午同学们便将单皮、铙钹、小锣、大锣、堂鼓、胡琴、二胡、月琴都带到学校里来,并聘请了专业老师指导排练。我们一中的国剧社排练演出的京剧《法门寺》、《二进宫》、《坐宫》等等剧目,在学校的演出中大受师生们的欢迎,很多学生在耳濡目染之下,对京剧更增加了兴趣。

除了类型多样的体育活动,我们中学还设置了娱乐休闲类社团,以此愉悦身心,增广见闻。我校的旅游社,每逢假期便组织出外旅游,旨在开阔同学们视野、增长见识。在旅游中,学生们不仅参观野外风景,也体察民情,实地考察人们的生活,借此开阔学生的视野。

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

“学生为社会服务,这也算是分内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只要求其如何能尽自己的责任,并且不要以此为出风头,沽名誉的器具。”

在时代变迁的潮流之中,我们中学生们义无反顾地挑起时代重任,也积极参与不同形式的社会服务工作。

我们中学生作为学校体制中的中坚分子,对民众教育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这个时代,义务教育尚未普遍,很多儿童到了学龄没有学校可入,成年人的文盲比比皆是。我们当时发了一个宏愿,要用同学们自己的力量,为扫除文盲、救济失学尽一份责任。我们的扫盲社创办之初,只有两间教室,经费的来源大多都由同学们捐助。大家在省吃俭用之余,愿意拿钱捐助办义校,真是难能可贵! 担任教学的都是本校同学,他们不只出钱出力,还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做,争先恐后承担民众教育的任务。

课外生活作为课内教学生活的延伸,其作用不言而喻。学生社团生活作为主要的课外生活内容,对学生影响深远。社团生活不仅可以激起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服务情操,其意义与价值不容低估。民国时期中学的社团生活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学生主动组织、积极参与,书写了一幅生动而多样的生活画面,就是对将来的学生社团建设,仍有可借鉴之处。

少年强则国强:民国中学生如何通过教育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中学里的职业教育

民国初期的职业教育经历了从“学制主系列”的补充到纳入“学制主系列”之中的过程。1922 年“新学制”将职业教育渗透于普通教育之中,成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普通中学职业课的创设,兼顾了学生的升学与就业,适应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多留地方伸缩余地”的方针为各地适应区域经济特点、因地制宜发展职业教育创造了条件。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中学堂章程》等学制文件,借鉴德国中等教育经验,实行文、实分科,规定在学制主系列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之外,开设与之平行的实业类的各级学堂,通过增加实用科目,扩大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为社会培 养急需的实业人才。这成为民国职业教育正式创设的先声。

民国政府的学制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之外,又设立了师范类和实业教育类两类学校。其中,甲种实业学校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职业学校施简易之实业教育,亦得应地方需要授以特殊之技术。

进入二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劳动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也催生了大量新的职业。这种社会转型使中国出现了对专门职业人才的巨大社会需求,也成为民国初期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动因。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爆发,西方教育思潮传入中国,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冲击。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科学教育思潮在中国异彩纷呈。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抨击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脱离生产的体制和课程内容,主张教育应关注 经济需求和人民的生计问题,积极宣传和倡导职业教育。

我们一中是最早一批执行政府《学校系统改革案》的学校之一。我们在施行普通教育之外,兼设农、工、商、师范、家事等职业课,将职业教育渗透于普通教育之中,并通过课程改造,对职业教育实施予以保障。职业课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结合实际参观实习,如 学习银行业的则令参观银行,学校邮政的学生则令参观邮局,目的都是使受教育者通过教育而获得一技之长,培养直接从事农、工、商、船政等各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使学生既能准备升学,又能尽快就业,充分体现了中等教育兼顾升学与就业的双重职能,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条件,并使中学教育成为学生与社会之间相互联通的重要桥梁。

少年强则国强:民国中学生如何通过教育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民国中学生的思想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教育重视“忠君”“尊孔”等封建礼教思想, 实行单向灌输的教育管理模式,把学生作为被动受 训者,培养出的学生缺乏思想活力,缺失个性,创造力不足。

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国人逐渐接受了西方教育理论。梁启超认为,国强必须教育强,旧式教育管理思想已经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因而必须对旧式教育进行国民性改造,提出培养的学生应具备“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等 特质。

《教育世界》、《学部官报》等期刊也广泛宣扬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高等教育制度、理论和实践经验,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提出中国应加强对学生“自治”能力的培养,在教育过程中应更加注重 涵养学生的德性,引导和教育学生形成完善的人格。 因此西方启发式教育和注重不同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方式方法, 逐渐深入到中国教育界人士的思想理念中,出现了高校“以生为本”的管理思想。

“国父”孙中山认为,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不应有性别上的区分。教育做强了,人民的综合素质才能得到 提升,才能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合格人才,促进社 会向前发展。教育对象没有不平等之说,教育方式 方法应注重因材施教,提倡学生自治,才能“养成真正共和民国”。

学生自治组织作为培养学生自治能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受到学界和教育界的重视。教育家陶行知指出,君主专制体制下的教育是要培养学生养成“被治的习惯”,而民国是要学生养成“自治的能力”。他认为,学生自治能够培育学生参与公共事业建设的能力,辅助学校学风纪律的管理, 促进学生自治经验的积累。在这样的氛围下,各个个学校纷纷设立学生自治组织,扩大学生自治权,学生的部分事务由学生自己操办,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本”管理思想。

我们学校的校长梁漱溟先生在学生面前,从不以校长的身份自居,与学生之间亲如家人,时刻把学生的诉求摆在重要位置。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课堂氛围融洽,学生和教师之间没有隔阂,可以自由探讨学术问题。

我们一中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关心每一位学生,注重发展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同时对一些家境贫寒的优异学子,会免去他们的学习费用,并提供勤工俭学等各种方式给予他们在校伙食补贴,助其完成学业。

我们一中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和社会捐款。为了保证学校办学经费的稳定与充足,从校长到老师,都积极争取社会资金支持。我们中学经费由校董事会负责管理,经费的开支不是学校个别领导同意或批准就能决定的, 而是需要经过董事会的最终审核并同意。在实践中,董事会注意合理使用经费,尽力节约使用经费,避免经费使用中的因公徇私,以保证中学的正常运转和发展。

少年强则国强:民国中学生如何通过教育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为了打造优秀师资队伍,学校努力从各地聘请水平高、素质好的教员。为延请学识渊博的优秀人士到校任教,校领导经常亲自登门拜请,直至对方允诺。我们的梁校长曾为了挽留一位优秀的老师而长跪不起,在教育界传为佳话。

学生生活是人生中最宝贵和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中学教育又在人生中位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我们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民国的中学教育和中学生活,有着独特的时代特征,演绎了一幅充满无限活力的图景。

作为民国的第一代中学生,我们是革命的急先锋,是民众教育的启蒙者,是进步思想的践行者,还是时尚潮流的引领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加速了时代的变迁进程。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我们接受了新式教育,也接受了传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读书人的思想,表现了进步青年对时代的追求,承担起民族救亡的重任。

在国家危亡之际,冲在前面的,总有我们民国学生的身影。我们接受了新式教育,具备了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贯彻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民国新式学校教育带给我们的财富,是民主和科学这两件五四运动的核心法宝。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作为新时代炎黄子孙的优秀代表,我们民国中学生会用我们的表现,向世界宣告:“试看今日之寰宇,竟是谁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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