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機至今，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并還有一個存疑。這個結論是：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在經濟與金融上并沒有與發達市場脫鉤，脫鉤論純粹是一廂情愿。我們的疑問是，在歐債危機前景悲觀的格局下，貌似景氣的新興經濟體包括金磚國家會不會是一個待破或已經開始破滅的大泡沫，其最終危機的程度甚至比發達市場還要嚴重？
印度是一個突出例子。無論在全球經濟舞臺還是國際政治舞臺上，最近十年的印度都非常風光。但最能衡量一國綜合指標的貨幣匯率——印度盧比匯率，近日卻貶值到了過去十年來的最低點，比2008年9月雷曼破產之后危機最深重的時期貶值還要多。
相比危機前的2007年底——近十年的匯率高點，盧比貶值已經達到24%。從今年8月1日到現在，盧比貶值幅度接近15%。
實際上自今年8月歐債危機加劇以來，幾乎所有的新興經濟體貨幣都在貶值，既包括金磚國家的巴西、俄羅斯、南非，也有墨西哥、匈牙利、土耳其、越南、肯尼亞等各大洲的新興經濟體代表。
在2009年3月美聯儲開啟量化寬松政策，推高全球資產市場尤其是農產品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之后，新興經濟體出現被動的集體通貨膨脹。而當2008年9月雷曼破產及2011年9月歐債危機爆發和加劇之時，資本流出則席卷新興經濟體，資產價格下跌、貨幣貶值。
如上判斷的邏輯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與它們自身的應對政策相比，其實外部環境和外部影響才是主要矛盾。
在這種外部局勢下，貨幣貶值是“正確方向”、“合理方向”。區別在于兩個分類，在于考察貨幣貶值之下、一國的通脹是否可控：如果可控，如韓國、澳大利亞，貨幣貶值這種自動的、市場的行為，對經濟體會顯得非常積極；如果不可控，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就會出現惡性循環，加劇外資流出。
以上是我們觀察中國經濟和貨幣前景的大背景。我們觀察的結論是：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中國并不例外。2008年10月、2010年5月、2011年9月等全球金融危機加劇的時間點上，中國資本流動和金融市場的走勢已經證明，中國市場并非出現全球危機之時的避風港。
在當前全球資本撤離新興經濟體的格局下，根本問題在于，人民幣短期貶值會不會改變國際資本對中國經濟的中期認識。結合投資、出口，以及房地產市場、銀行資產質量、民間信貸、地方政府債務等眾多因素，包括中國的負利率現狀，結論顯然并不樂觀。
中國貿易結構所帶來的總量數據往往給人錯誤的信息。加工貿易本身是一種“生產順差”的貿易形式。實際上中國的一般貿易已經逆差很久了，2010年累計逆差為472.5億美元。2011年前10個月的一般貿易逆差為734億美元，同比擴大1.1倍。
在這種情況下，政策應該做些什么？筆者以為，向合理、正確的方向貶值是首要的，央行不能再像2008年6月到2010年6月一樣回歸固定匯率制，當前是放松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的最佳時機。資本外流將改變中國過去十年的貨幣擴張邏輯，為了應對貨幣貶值和資本外流，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釋放高達16萬億元的資本堰塞湖，削減外匯儲備規模、央行資產負債表規模乃至廣義貨幣規模，都是正確的，這有利于使中國成為貨幣貶值下通脹可控的經濟體。但我們并不認同類似2009年的貨幣信貸大寬松、大擴張，這會將中國推向印度、印尼那樣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