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為29728億美元，同比增長34.7%，增速遠遠超過年初設定的8%的增長目標，其中，出口15779億美元。
而這一年，中國的出口貨物退稅達到創紀錄的7327億元，比全國財政在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環境保護或城鄉社區事務等方面的單項支出都要高。
隨著外需復蘇轉好，金融危機時期多次上調的出口退稅，似有必要回歸正常水平。此時，政府醞釀調低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的信息不期傳出。
而商務部高官此前已表明：除了給節能減排讓路，會爭取一個穩定的外貿政策環境。
“稅是一種嚴謹的東西，拿出口退稅當調節政策，有點不嚴肅。”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一位資深人士稱，出口退稅率應該保持相對穩定，反對將其作為調控工具來使用。
不過，穩定并不一定是維持當前水平不變，以穩定為主調的外貿政策，也并不排斥與產業結構調整相關的政策變化，只是力度不會太大。
產業結構調整為綱
春節前，新華社旗下媒體報道稱，財政部、發改委、商務部等多個部門正在醞釀進一步加強對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限制，可能再次降低和取消以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的“兩高一資”為主的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并將涉及此前沒有調整過的新種類產品。
報道援引未具名人士的話稱，調整可能涉及的產品包括橡膠、有色金屬、鋼材、建筑用材等，其中鋼材、建材、新材料、添加劑等類別中的個別品種降低會多一些。
事實上，金融危機后，包括出口退稅在內的中國外貿政策已作了“回調”。2010年7月15日起，中國政府取消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涉及部分鋼材，部分有色金屬加工材，銀粉，酒精、玉米淀粉，部分農藥、醫藥、化工產品，部分塑料及制品、橡膠及制品、玻璃及制品等六大類406個稅號的商品。隨后，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也在危機后首次擴容。自2010年11月1日起，海關總署、商務部將44個十位商品編碼增列入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其中，多晶硅、廢碎玻璃等22種商品禁止出口，熱壓鐵塊、鑄鐵廢碎料、廢汽車壓件等22種商品禁止進出口。
不過，這些政策的涉及面并不廣。以出口退稅調整為例，據統計，調整涉及的406個稅號，僅占海關稅號總數的3%左右；2009年這些商品實現出口110億美元，僅占當年出口總額的1%左右，與危機期間動輒數千個稅號商品出口退稅率的上調比，回調力度并不大。
商務部相關司局負責人多次表示，這些政策調整主要是為了完成“十一五”期間的節能減排任務，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出口，應不會對外貿出口產生大的影響，長期來看將有利于促進外貿發展方式轉變。
盡管“十一五”已過，節能減排仍是中國發展面臨的一項緊要任務。《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
商務部副部長蔣耀平去年8月曾公開表示，將會根據國家節能減排的戰略要求，可能對一些確實屬于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在科學論證和聽取各地方相關行業意見的基礎上，采取一定的(政策)調整。
如此看來，出口退稅率的進一步調整，當是前述行動的延續。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霍建國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2011年中國外貿的重點放在貿易平衡上，但是，保出口仍然是一大任務。他認為，未來外貿政策可能出現的變化仍將延續2010年以來的思路，主要圍繞“兩高一資”產品，對外貿總體而言，不會有特別大的力度。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宋泓也對本刊記者表示，如果近期調整出口退稅率，其思路應該與中國整個產業結構調整的思路相一致，即“兩高一資”產業的發展要逐漸受到約束。作為產業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相關產品的出口退稅等外貿政策也要作出相應調整。
梳理近兩年“兩高一資”產品的相關政策不難發現，中國對稀土、煤炭、石油等產品的監管日益嚴格。2009年《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008-2015年)》發布后，中國開始實行戰略礦產儲備制度，啟動和完善石油、特殊稀缺煤種、鉻、銅等緊缺和重要礦產的礦產品國家戰略儲備，削減稀土及部分稀有金屬的出口配額，并調高部分產品的出口關稅。
安邦咨詢在近期的一份報告中稱，與資源稅一樣，出口退稅政策是中國實施資源、能源有序開采和出口的更具系統性的調整。
2004年以來，中國開始對部分資源性和能源產品下調退稅率，甚至完全取消。除了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而上調，基本上每年都實施不等的下調幅度，囊括了從石油到木材、從有色金屬到稀土的幾乎所有資源產品。
安邦咨詢報告稱，中國已經開始通過貿易政策、產業政策、財稅政策、環保政策等一系列手段，對國內資源和能源進行系統性的控制和規劃保護。
總體基本穩定
對2011年政策基調，商務部長陳德銘在去年底召開的全國商務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將保持外貿政策基本穩定。
不過，1月底，陳德銘在達沃斯論壇接受路透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沒有必要因貿易原因重估人民幣幣值，因為今年中國的出口增長率將減緩到10%。他并提出，到2015年中國貿易順差將有所減少。
“目前來看，今年不會出臺打壓出口的政策措施，這是比較明確的。”霍建國告訴本刊記者，在內部政策適當支持、外部市場出現一定回升的背景下，2010年中國外貿重新還原到一個比較理想的增長區間，但是，2011年還面臨不小的壓力：勞動力、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幣匯率升值，這對外貿企業都是不小的挑戰。
“從今年的情況看，除了跟產業轉型相關的個別領域，外貿政策應該不會再有大面積、劇烈的調整。”宋泓對本刊記者表示，2010年剛剛出現恢復性的增長，即使今年世界經濟保持正常逐漸恢復的走勢，中國外貿也不可能再現去年的高增長，“保持10%-20%的增長就不錯了。”
在這種情況下，宋泓認為，對外貿政策的調整應該采取謹慎的態度，根據外貿形勢的變化，相機調整，而不是貿然地大規模劇烈調整。一個例外的情況是，中國外貿順差突然大幅增加，再次成為其他國家施壓人民幣匯率的口實，則出口退稅可以再次作為一種調節順差、應對外部壓力的手段。
出口退稅是中性的貿易政策，全額退稅、讓商品以不含稅的成本進入國際市場是國際貿易的慣例，它同時起到支持外貿出口的作用。
中國商品目前實行5%-17%不等的出口退稅率。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先后七次上調出口退稅率，涉及的商品稅號超過8000個(次)，其中，已有1971個稅號商品實現了出口全額退稅。2010年中國出口退稅共計7327億元，比上年多退841億元，增長13%。
無論從出口恢復，還是從稅率及減輕財政壓力的角度看，下調出口退稅率都有較大空間。
不過，將出口退稅作為一種宏觀調控工具頻繁使用，也遭致不少質疑。淡化調控色彩，尋得其常態水平，將是政策調整的一個考慮方向。
商務部將加快結構調整作為今年的主要目標。在霍建國看來，外貿政策應該轉向對深加工、高附加值的產品，出臺鼓勵性的政策，加大引導和扶持，而對一些低檔次的產品，不需要增加更大的壓力，憑借現有的成本、匯率壓力，足以實現逐步轉型升級。
他表示，外貿增長的回落需要內需的釋放來支撐經濟，在這個過程中，必須保持外貿的一定增長，“寧肯通過結構調整喪失一部分訂單，也不要因為其他政策調整造成出口受挫。”
而這一年，中國的出口貨物退稅達到創紀錄的7327億元，比全國財政在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環境保護或城鄉社區事務等方面的單項支出都要高。
隨著外需復蘇轉好，金融危機時期多次上調的出口退稅，似有必要回歸正常水平。此時，政府醞釀調低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的信息不期傳出。
而商務部高官此前已表明：除了給節能減排讓路，會爭取一個穩定的外貿政策環境。
“稅是一種嚴謹的東西，拿出口退稅當調節政策，有點不嚴肅。”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一位資深人士稱，出口退稅率應該保持相對穩定，反對將其作為調控工具來使用。
不過，穩定并不一定是維持當前水平不變，以穩定為主調的外貿政策，也并不排斥與產業結構調整相關的政策變化，只是力度不會太大。
產業結構調整為綱
春節前，新華社旗下媒體報道稱，財政部、發改委、商務部等多個部門正在醞釀進一步加強對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限制，可能再次降低和取消以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的“兩高一資”為主的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并將涉及此前沒有調整過的新種類產品。
報道援引未具名人士的話稱，調整可能涉及的產品包括橡膠、有色金屬、鋼材、建筑用材等，其中鋼材、建材、新材料、添加劑等類別中的個別品種降低會多一些。
事實上，金融危機后，包括出口退稅在內的中國外貿政策已作了“回調”。2010年7月15日起，中國政府取消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涉及部分鋼材，部分有色金屬加工材，銀粉，酒精、玉米淀粉，部分農藥、醫藥、化工產品，部分塑料及制品、橡膠及制品、玻璃及制品等六大類406個稅號的商品。隨后，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也在危機后首次擴容。自2010年11月1日起，海關總署、商務部將44個十位商品編碼增列入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其中，多晶硅、廢碎玻璃等22種商品禁止出口，熱壓鐵塊、鑄鐵廢碎料、廢汽車壓件等22種商品禁止進出口。
不過，這些政策的涉及面并不廣。以出口退稅調整為例，據統計，調整涉及的406個稅號，僅占海關稅號總數的3%左右；2009年這些商品實現出口110億美元，僅占當年出口總額的1%左右，與危機期間動輒數千個稅號商品出口退稅率的上調比，回調力度并不大。
商務部相關司局負責人多次表示，這些政策調整主要是為了完成“十一五”期間的節能減排任務，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出口，應不會對外貿出口產生大的影響，長期來看將有利于促進外貿發展方式轉變。
盡管“十一五”已過，節能減排仍是中國發展面臨的一項緊要任務。《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
商務部副部長蔣耀平去年8月曾公開表示，將會根據國家節能減排的戰略要求，可能對一些確實屬于高耗能、高污染的產品，在科學論證和聽取各地方相關行業意見的基礎上，采取一定的(政策)調整。
如此看來，出口退稅率的進一步調整，當是前述行動的延續。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霍建國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2011年中國外貿的重點放在貿易平衡上，但是，保出口仍然是一大任務。他認為，未來外貿政策可能出現的變化仍將延續2010年以來的思路，主要圍繞“兩高一資”產品，對外貿總體而言，不會有特別大的力度。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宋泓也對本刊記者表示，如果近期調整出口退稅率，其思路應該與中國整個產業結構調整的思路相一致，即“兩高一資”產業的發展要逐漸受到約束。作為產業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相關產品的出口退稅等外貿政策也要作出相應調整。
梳理近兩年“兩高一資”產品的相關政策不難發現，中國對稀土、煤炭、石油等產品的監管日益嚴格。2009年《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008-2015年)》發布后，中國開始實行戰略礦產儲備制度，啟動和完善石油、特殊稀缺煤種、鉻、銅等緊缺和重要礦產的礦產品國家戰略儲備，削減稀土及部分稀有金屬的出口配額，并調高部分產品的出口關稅。
安邦咨詢在近期的一份報告中稱，與資源稅一樣，出口退稅政策是中國實施資源、能源有序開采和出口的更具系統性的調整。
2004年以來，中國開始對部分資源性和能源產品下調退稅率，甚至完全取消。除了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而上調，基本上每年都實施不等的下調幅度，囊括了從石油到木材、從有色金屬到稀土的幾乎所有資源產品。
安邦咨詢報告稱，中國已經開始通過貿易政策、產業政策、財稅政策、環保政策等一系列手段，對國內資源和能源進行系統性的控制和規劃保護。
總體基本穩定
對2011年政策基調，商務部長陳德銘在去年底召開的全國商務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將保持外貿政策基本穩定。
不過，1月底，陳德銘在達沃斯論壇接受路透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沒有必要因貿易原因重估人民幣幣值，因為今年中國的出口增長率將減緩到10%。他并提出，到2015年中國貿易順差將有所減少。
“目前來看，今年不會出臺打壓出口的政策措施，這是比較明確的。”霍建國告訴本刊記者，在內部政策適當支持、外部市場出現一定回升的背景下，2010年中國外貿重新還原到一個比較理想的增長區間，但是，2011年還面臨不小的壓力：勞動力、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幣匯率升值，這對外貿企業都是不小的挑戰。
“從今年的情況看，除了跟產業轉型相關的個別領域，外貿政策應該不會再有大面積、劇烈的調整。”宋泓對本刊記者表示，2010年剛剛出現恢復性的增長，即使今年世界經濟保持正常逐漸恢復的走勢，中國外貿也不可能再現去年的高增長，“保持10%-20%的增長就不錯了。”
在這種情況下，宋泓認為，對外貿政策的調整應該采取謹慎的態度，根據外貿形勢的變化，相機調整，而不是貿然地大規模劇烈調整。一個例外的情況是，中國外貿順差突然大幅增加，再次成為其他國家施壓人民幣匯率的口實，則出口退稅可以再次作為一種調節順差、應對外部壓力的手段。
出口退稅是中性的貿易政策，全額退稅、讓商品以不含稅的成本進入國際市場是國際貿易的慣例，它同時起到支持外貿出口的作用。
中國商品目前實行5%-17%不等的出口退稅率。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先后七次上調出口退稅率，涉及的商品稅號超過8000個(次)，其中，已有1971個稅號商品實現了出口全額退稅。2010年中國出口退稅共計7327億元，比上年多退841億元，增長13%。
無論從出口恢復，還是從稅率及減輕財政壓力的角度看，下調出口退稅率都有較大空間。
不過，將出口退稅作為一種宏觀調控工具頻繁使用，也遭致不少質疑。淡化調控色彩，尋得其常態水平，將是政策調整的一個考慮方向。
商務部將加快結構調整作為今年的主要目標。在霍建國看來，外貿政策應該轉向對深加工、高附加值的產品，出臺鼓勵性的政策，加大引導和扶持，而對一些低檔次的產品，不需要增加更大的壓力，憑借現有的成本、匯率壓力，足以實現逐步轉型升級。
他表示，外貿增長的回落需要內需的釋放來支撐經濟，在這個過程中，必須保持外貿的一定增長，“寧肯通過結構調整喪失一部分訂單，也不要因為其他政策調整造成出口受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