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4月宏觀經濟數據，最引人注目的4月CPI同比漲5.3%，環比漲0.1%，PPI同比漲6.8%，環比漲0.5%。如此背景之下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經濟風險的趨向究竟是眾望所歸的“主動拐彎”，還是末日博士們所渲染的“硬著陸”？此外，仍處于牛市幻象中的商品市場又將如何演繹？
首先，從全球的視角來看，對世界經濟和各國政府而言主要矛盾還是通脹。從廣義的宏觀層面來講，目前全球經濟版圖正處于從局部性、區域性增長向全面性、共生性增長轉變的關鍵孕育期，同時也是最脆弱的轉換期，因此任何風險的感染都有可能牽一發而動全身。換句話說，當前的通脹問題對全球經濟來講可能是一場感冒，但由于2011-2012年是全球政治周期和經濟轉換期在時間序列上的重合區間，因此若不能得以及時的梳理和治療，很可能會誘發遠比我們所能想象大得多的風險。
其次，對中國經濟而言，通脹問題的背后似乎還掩映著問題。筆者認為，正是在政府“穩物價”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時，衍生出了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即“總量控制與結構失衡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矛盾正進一步顯性加劇，并逐步在實體領域蔓延。回顧過去的兩年，在超寬松的貨幣信貸環境和經濟強勁復蘇的雙重驅動下，國內企業經歷了難得的黃金發展期，經營規模和產能擴張的同時，資金杠桿和資本負債結構也大幅攀升，然而，攤子鋪大之后突然遭遇國家嚴厲的宏觀緊縮和調控，企業單體由于資金杠桿過大導致的資金鏈緊張快速傳導至產業鏈上下游，進而出現了滯銷、庫存積壓以及應收賬款的急劇膨脹，這也是2010年上市公司年報披露大面積經營性現金流為負的誘因。筆者認為，在穩物價的大背景下，經濟有可能正陷入“貨幣緊縮-結構失衡-PPI高企-貨幣緊縮”的循環怪圈，這表明，通脹形勢的嚴峻性(即CPI和PPI的雙維性)非但沒有減緩反而更趨復雜。
再者，循環怪圈的流轉是否預示著宏觀政策未來可能出現松動？筆者認為概率不大，借力于中國經濟近十年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的應對得當，中國政府已充分積累和具備了經濟治理和調控的宏觀決策力，換言之，政府對宏觀經濟運行的診斷是“有譜”的，但對于局部創傷或結構性頑疾的治理卻略顯乏力，而且經濟結構調整的經驗和藥方有待時間檢驗。反面論證，在穩物價和房地產調控未取得顯著成效的條件下，倘若政策真的出現了松動，盡管會適度緩解“貨幣緊縮-結構失衡-PPI高企-貨幣緊縮”怪圈的陣痛，但卻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引發更大的負面效應，不僅穩物價的階段性成果付諸東流，甚至更為嚴重的是房地產資產泡沫也將卷土重來，而這完全違背了政策的公信力和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其后果不堪設想。因此，結構性調整必然要經歷陣痛，針對問題要對癥下藥，2010年下半年政策的突然轉向對經濟和民生的傷害前車可鑒。
從外部來看，CME上調原油期貨保證金釋放的政策信號表明，全球最大經濟體、同時也是對通脹持默許態度的最后一個政策主體，開始表示出對油價持續上漲的真實關切和負面觀點，換言之，全球政策合力開始生效，或宣告著以原油、銅、黃金為代表的大類溢價商品的牛市幻象破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