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兩天的二十國集團（G20）央行行長和財長會議27日在上海閉幕。與此前輿論的焦點略微不同，本次會議沒有推出所謂的“新廣場協議”，匯率問題也不再被置于聚光燈下，取而代之的是，結構性改革被推到了舞臺中央，持續多年的量化寬松（QE）成了各界的反思對象。
究其原因，各國早已意識到，如果再不以改革來激發真正意義上的增長，經濟下行風險甚至危機都將可能無限蔓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強調，當前全球面臨的挑戰是——低增長、高度不確定性以及不斷積聚的下行風險，G20成員強烈表達了采取政策行動來進行風險防控和推動增長的迫切性，“必須結合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才能實現增長目標。”
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28日就本次上海G20會議達成的共識表示，會后各方發表的聯合公報特別強調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同時著重強調了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這是我國主動推動，并得到G20國家廣泛支持的倡議。會議上，多數G20國家指出，僅靠貨幣財政政策是不夠的，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才能推動中長期的增長，而且結構性改革還能使短期的需求側政策更加有效。
結構性改革推動長期增長
“如果QE真是這個鎮上唯一的節目，我寧可選擇不要留在這個鎮上。”摩根大通國際主席弗倫克爾（JacobFrenkel）在“國際金融協會（IFF）G20會議：中國主席國G20議程”期間表示。
這一席話看似玩笑，但絕不乏真意。事實上，QE也成了本次G20會議上受到較多反思的政策之一。因為盡管全球央行“火力全開”，日本、美國、英國和歐洲央行先后祭出過QE，并定下通脹目標，但全球經濟增速近年來卻被多次下調。
“QE的初衷只是希望通過壓低債券利率，讓資金流向股市，從而產生財富效應，以此來刺激消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上海G20會議期間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盡管效力有限，但這樣的政策也不能說一點效果都沒有，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各國已經無路可走了。”
不過余永定也表示，QE短期可以起到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但長期而言，這種純粹的印鈔對于金融穩定埋下了很多定時炸彈，例如推高了金融資產價格，無助于實體經濟。”
在本次上海G20會議上，各界都已經認識到了這點，因此拉加德再三呼吁，必須要“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同步推進”。
“在發達經濟體，這就需要采取相互促進和強化的供給側和需求側政策組合，包括繼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盡可能更好地利用財政空間（比如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就新興市場而言，這就需要減少脆弱性和重新構建經濟韌性，比如初級產品出口國需要強化財政緩沖空間和推動增長模式的多元化。”拉加德稱。
上海G20會議公報特別強調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并指出這些政策工具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G20能夠達成這樣的共識是非常不容易的，過去幾年G20在討論宏觀政策協調時，各國對是否應該更多使用財政政策存在一些不同意見。這次則對財政政策有了非常具體的表述，背后的原因是一些原來對使用財政政策支持增長比較謹慎的國家在這次會議上態度發生了變化。”易綱說。
“三者之中，結構性改革最為重要。”俄羅斯央行行長納比烏里娜（ElviraNabiullina）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以俄羅斯為例，因為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空間當前在一定程度上受限，這主要由于俄羅斯通脹處于高位，“我們需要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此外，俄羅斯的財政收入也多取決于油價，而在油價暴跌格局下，我們也必須要實行財政整頓。可見，結構性改革是俄羅斯的第一優先選擇，這也是G20各成員在此次會議上討論的問題。”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也在上海G20會議期間反復強調，刺激經濟恢復增長的根本是深化結構性改革，從國際經驗看也是如此。
他表示，當前全球最突出的問題在于失業問題突出、貿易和投資低迷等，“雖然短期下行和轉型密切相關，但更深層原因是全球經濟增長中長期的結構問題，特別是危機后，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放緩，潛在支出水平下降，成為制約經濟恢復增長的根本性問題。一國的發展早期主要靠要素投入，但在中后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提高。”
“近幾年來，G20國家對于結構性改革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大，并不斷做出努力。”但樓繼偉說，G20改革進展整體看仍落后于預期，仍需要加強結構性改革議程。
“新廣場協議”只是輿論噱頭
相較之下，此前頻頻“搶鏡頭”的匯率問題，在本次上海G20會議期間受到的關注度有限，此前被媒體熱炒的“新廣場協議”話題也被證實并未付諸探討。
IMF于27日晚舉行新聞發布會，拉加德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新廣場協議"只是媒體、評論家、觀察家比較關心的問題，但本次G20央行行長和財長真的沒有提及諸如此類的協議，因為討論"新廣場協議"的條件并不存在……”
此前，在全球經濟不景氣、金融市場大幅動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大背景下，不乏有聲音開始呼吁，各國需要進一步合作，簽訂“新廣場協議”，共同加強外匯市場干預，促使人民幣再度升值、防止美元過度升值。更有觀點稱，本次的上海G20會議或將討論協調全球協調匯率政策的方式。拉加德的回應無疑正式打消了此類疑慮。
此次G20公報稱，近期市場波動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經濟基本面。預期多數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將繼續溫和擴張，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將保持強勁。而涉及匯率問題的最重要表述，則是各方重申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承諾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并同意就外匯市場進行密切討論溝通。
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會議期間明確表示，中國歷來反對通過競爭性貶值來贏得出口競爭力，不會參與競爭性貶值。
易綱28日解讀稱，G20公報突出強調避免競爭性貶值的承諾，在當前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針對性的，對外界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既是對G20成員自身的一個約束，也對非G20成員起到了表率作用，有利于消除對爆發“貨幣戰爭”的擔憂。此外，“就外匯市場密切溝通討論”是G20以前沒有用過的語言，體現了G20對近期匯率波動的高度重視，并突出了G20成員間相互通氣的重要性。
綠色金融崛起
除了結構性改革和匯率問題，綠色金融也成了本次上海G20會議的議題。事實上，該議題在去年的聯合國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閉幕后，便被中國確定為新的全球治理議題，有望在中國乃至全球打開一個全新的、規模龐大的環境商品及服務市場。
“當然，綠色金融在中國仍存一定阻礙，主要是技術創新成本較高，在長期才會獲得回報，因此我們需要探索新的融資模式，來吸引大批社會資本，為清潔技術創新提供必要的資金。政府并沒有足夠資金來做到這一點。”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在G20會議期間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中國推動發行的綠色金融債券是有益之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也顯示，當前中國面臨的環境挑戰非常嚴峻，未來5年，中國綠色發展的投資需求為每年2.9萬億元人民幣，而過去融資渠道有限，主要依靠綠色信貸。
“金融系統的改革絕非易事，需要G20成員發揮強大的領導作用。中國在綠色金融領域占據領導地位，從這一點來說，中國作為今年的主席國再合適不過了。”保爾森稱。
周小川在上海G20會議期間稱，為促進更加可持續和環境友好型的增長，中國任主席國后推動建立了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以鼓勵各方根據各國國情特點，深入研究如何通過綠色金融調動更多資源用于綠色投資。
截至目前，中國已經提出進行金融系統改革、促進低碳增長的目標；呼吁成立新的貸款機構并設定具體環境目標，以降低綠色項目的融資成本。中國還制定了金融系統改革的重要舉措，包括推出綠色債券、編制綠色指數、制定信息披露的各項要求等；還準備在2017年成立全國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場，為碳排放定價。
